2024年4月25日下午，由金融博物馆主办，抖音“大有学问”栏目特别支持的“博物馆老友记”系列节目第9期开播，抖音
平台38.4万人线上观看。
本期【博物馆老友记】节目邀请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与金融博物馆理事长、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王巍，
畅聊中国经济起航2024系列话题之“新‘国九条’后资本市场影响几何”。
【本期节目回顾】
01｜“波士屯”留学经历及日后影响
王巍：首先请田院长来谈谈你在波士顿留学的经历，你现在当了五道口金融研究学院的副院长，你觉得五道口和波士顿，在
学习经历上，对你现在参与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管理有哪些在模式上的借鉴和区别？
田轩：我2003年到2008年在Boston College读了五年的PhD，2008年博士毕业。波士顿英文名叫巴斯顿，翻译成中文名，
官方叫波士顿，但是我们一般给它的昵称叫“波士屯”，为什么？第一，它（区域面积）确实很小，是个屯。第二，在巴斯
顿有86所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是美国文化重地。很多学者聚集在那里，人文气息特别强。我当学生时主要关注的更
多是学业、写论文、考试，并没有太多关注学院是怎么管理的，但是耳濡目染，我会觉得美国的学术界相对来说师生之间的
交流会比较多，师生关系也比较平等，大家能够在学术上很平等地探讨。不是说你是老师，我就觉得你一定是对的，我经常
说Critical think，批判式的思路，我觉得这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后来，我到清华五道口，也是希望能跟我的学生有更多的交
流，而不是说你快到毕业了才来找我聊。硕士也好，博士也好，我是希望在学生写论文的全过程当中都能参与，然后给他们
一些指导的意见。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多向年轻人学习。
02｜关于“救不救”的问题：道德风险与混合策略
王巍：2008年你刚刚毕业，正好也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你那时在美国教书，能够观察到美国处理次贷危机的宽松财政这样
一个整体过程。对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次贷危机以及他处理的过程，你有什么样的评价？
田轩：当时我印象特别深，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美国政府对有一些公司救了，有一些则没有。美国从处理2008年次贷危
机，到包括像2023年有些小的危机，硅谷银行那个处理得就很好。在他们的金融系统里，银行和银行之间，银行和各个金融
机构连得太紧，一旦出现问题，如果是系统性的问题，传染速度是很快的，越发达的金融市场，连接就越紧。我觉得美国是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主要特点就是快，下决心也快。在短时间内，美国政府就出面利用国家信用底线，或者bailout（
紧急财政救助），或者给你兜底，迅速把市场信心提振。
王巍：我这里插一段细节。Lehman Brothers的CEO，当年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救他，而救了别人。这个CEO后来到中国后，就
去我的金融博物馆参观。当时，我的博物馆里正好有一个他的巨幅照片，有很多破产公司的名字印在他脸上，他当时也看到了
这个，发了一通牢骚。我们2018年邀请周小川主席和美国财长亨利·保尔森在北京的国际金融博物馆里举办了的一次盘点次贷
危机十周年的对话，大概有300人现场参加，有很多国内领导人、部长都参加了。当时的主持人是发改委的徐林司长，包括
高西庆主席、方风雷等都上台去提问。亨利·保尔森认为，第一，中国政府在当时搞了4万亿经济激励政策，在全球缓解了世界
流动性，对美国是个很大支持。感谢中国，认为双方合作得很好。第二，他还遗憾说美国的国会反应不如中国快。他辩解了一
下救助方案，他没有救雷曼并不是歧视，而是实在救不起来。
活动现场照片
王巍：美国当年金融创新眼花缭乱，然后美国政府能够迅速出手去抓住整个金融圈龙头，去拯救，最后看来他投了大量钱以后全
部赚钱了。我们最近出了很多大的问题，包括恒大，很多各地的大型民营企业，甚至包括万科这样的大集团、大机构都出现了问
题。面对同样出现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救他们？Too big to fail，如果不救他，他可能导致一连串的失业、社会的连锁反应。
可是如果救他，会不会就出现了道德风险？这些高管可能挥霍浪费，贪腐严重，最后到了困难时候我们还得救他。你作为金融教
授，遇到这种的叫Moral Hazard道德风险的时候，你怎么来评价这个事情？
田轩：Moral Hazerd 就是道德风险，就像您说的，如果大家如果每一次金融机构都出现问题，政府都出手去救，就相当于我有
一个靠山，我有老子，我老子背景很硬，儿子肯定就花天酒地。如果不救，就像您说Too big to fail。比如说，房地产的产链很
强、就业、上下游对经济影响很大，我觉得在这方面美国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说白了在博弈论里，我们管
它叫做“混合战略”。什么叫混合战略？就是混合策略，就是我不要总是救，或者不是总是不救。我们以一定的可能性来救，一
定的可能性来不救。比如就像您刚才说的，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对雷曼兄弟他们就没有救。但是，迈瑞林，或者像其他AIG全救
了。你要让市场觉得你做这个事情，政府不是一定要兜底，但是如果确实政府也有可能会出手，就是混合策略，有点类似于像我
们玩“猜丁壳”一样。我跟我女儿经常玩猜丁壳，她原来小的时候不会玩，只会出拳头，那我就省事了，我让她开心，我就输她；
我要斗，那我就赢她。成年人猜丁壳肯定不会只是博弈论，博弈论大家就是混合策略，相当于我有一定概率出拳头，有一定概率
出剪子，也有一定概率出布。这样的话，让对方在这个方面能够理解政府，我们管它叫做权衡，或者说它不是一定会救。这样可
能从策略上角度讲，咱们纯粹说从策略角度讲会更好一点。当然政府的考量因素是非常多的，就像您刚才提到，比如海航就是一
个很简单的海航，它通过重组，通过一些资产的剥离，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解决了问题。但是，比如像包商银行直接就关掉了，
所以确实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括现在出现的恒大，下一步该怎么做？我觉得这都是对监管部门巨大的压力，是考验，也是
挑战。
王巍：单纯在学校时，人们有很强的正义精神和原则，理性看问题。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直线，没有别的曲曲弯弯。可是，
一旦到社会上，我们就发现，你有你的理性，别人有别人的理性，立场完全不一样。这就变成非常复杂的一个环节，这个时候，
你要达到一个目的时候，你可能就曲曲弯弯来做，而最终达到目的。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很多，你处理问题要涉及到一些利益
集团，有的受损，有的是获益，这个时候就需要综合平衡来判断，站在某一个集团角度是很难判断的。我们判断中国今天市场
形势也是处于同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来判断今天市场的走势和政府出台政策的这种分寸，处理起来是很难的，所以我想这就是
为什么大家请田教授一起来交流的原因。我们不能很简单来看问题，要从多角度来共同来看，而且这种检验可能还会由历史来
判断，短期内判断不了。
03｜新“国九条”对资本市场的方向性改变及影响
王巍：刚刚，2024年出台了一个第三次“国九条”，国务院发布的“国九条”分别是2004年、2014年、2024年，已经20年了。我仔
细看了一下，这三次“国九条”的方向立场都有些变化。简单来说，在资本上增长的初期，前两个“国九条”严格讲的核心是壮大资
本市场，多增加社会资源进入，要各种学习全球的稳定经验，全球化、法治化、市场化的总认知，让资本进入金融资市场，帮助
配置资源，其中从注册制到核准制，再到注册制，我们能看到的是努力发展放开的趋势。现在2024年“国九条”有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核心就是强调党性、人民性，强调市场的风险、强调控制。含义是说过去的发展有可能在当时船是对的，现在中国
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要求平等、公平、公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些新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有可能又出现权宜之计
的问题，这时怎么来判断？你谈一下怎么判断新的“国九条”对整个资本市场有哪些方向性的改变？
田轩：我觉得您刚才总结得特别好，2004年那次发布的“国九条”，其实是为当时股权分值改革制定的，然后就迎来了一波牛市，
当时的效果非常好。2014年那次发布的“国九条”，背景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要搞注册制，所以当时也是为注册制来做准备，
包括对市场扩容，对公司治理，还有监管等等。确确实实这一次（2024年的“国九条”）就像您所说，它更多是强调金融的政治性
和人民性。我其实从读中央的各种各样文件里边，还读出了不但是政治性、人民性，还有从属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把金融
的定位搞清楚，金融的天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本质上是服务业。你不能自己把自己说成当老大。我设计新的金融产品，我来设计
各种各样的所谓金融创新，然后我来赚大钱，我来获取高额回报。你要回到你原来的定位，你的定位是从属性，你是为了实体经济
服务，是为了高质量发展来服务的。政治性、人民性，我觉得还有一个从属性，同时是以人民为中心。
我的理解从2004 年、2014年到现在（2024年），为什么新的“国九条”和上一次的“国九条”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我觉得可能
有两个事情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第一，2015年那一次的二级股、二级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涨到6000多点，然后华千股跌停，
千股涨停那一次，我觉得可能确实让监管层看到了金融风险，确实是比较大的技术空间，而且有一些内幕的操作，这些各种的勾接，
对金融的黑暗面咱们得实话实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刚才咱们也谈到了，就是2019年的
包商银行，发现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非常大，就像说道德风险，它的运营相应的可能会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辐射的影响，当然中间
也穿插着所谓的金融创新，像原来P2P当时也是金融创新，但最后团灭5000多家，全都清零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确实给监管层、给决策层带来了一个警惕，第一，金融你不能够自我膨胀，你不能够自我强化，而变成
了你是搞金融创新，然后赚取超额回报，去割韭菜。第二，金融是有风险的，要关注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我完全同意您刚才说的，
这次“国九条”总体感觉是在强调金融的从属性，然后是讲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九条里包括上市，包括退市，包括持
续监管，包括基金从业，包括交易各个方面都提了非常多的要求，而且里边专门提出来说不要有炫富的想法，不要精英论、例外论，
不要搞奢靡之风，都明确写出来了。现在跟10年前、20年前肯定是不一样的。在现有的大的背景下，基于当前的金融的现状，对资
本市场、对金融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王巍：非常好，你的总结正好也是我整个经历的过程。第一次“国九条”，主要是解决全流通的问题。因为当中国市场是偏瘫的，市场
上一半以上股权不能流通。所以，我当时做了几个上市公司的独董，专门负责谈判解决全流通。第二次主要是注册制改为核准制，
调核准改成自主措施，这样的话就给交易所、给上市公司本身更多的自主权。你刚才提到两个因素，我都完全同意，还有一个很重要
的就是所谓金融的空转。到底金融和实体是什么关系？这很难说，因为我们在过去，金融是压抑的，40年前是没有金融，我在读书时
候的金融不重要。后来，大家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全力推动金融深化。特别是在互联网出现以后，出现了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以后
产生了什么？脱开实体，空转部分比实体要赚钱赚得多。财富直接转到金融手里。过去十年，中国的产业方向不是产业发展，金融配
合，而是金融在决定产业。我有钱，我让你打消费，你就进消费；我让你打平台和芯片，你就打平台和芯片。金融是全球资本中有最
密切联系，全球资本流中很难控制的。这样的话，失去了金融自主权，也会失去了整个国民经济自主权。我觉得这就像你谈到的政治
性、人民性和从属性，使得新的金融在今天会遇到一些重新调整，这种调整我能看得到大量的金融圈里就会降薪转行，人们会有很强
烈地埋怨，有一种失落感，特别是我当年读书的时候，40年前那叫“大财政、小银行”，现在实际上倒过来了，银行变得不太重要了，
资本市场不太重要了，信托基金都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财政，所以现在等于是一次分配起了更大作用。如果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很
多人就问了，我还要不要做金融？我的孩子还要不要考金融院校？今天很多人都问我这些问题，我还要不要上金融？金融还是不是一
个特别炫耀的、特别赚钱多的行业？金融还是不是行业的领袖？作为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和教授，你会鼓励你周边的下一代人学金
融吗？或者还是学些别的东西？
04｜如何看待当今金融专业的选择
田轩：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我在五六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在本科阶段，我是不鼓励学生去学金融、管理、法律、会计这种应
用型的学科都不要去学，应该去学一些最基础的学科里边，不管是数学、物理还是哲学、历史，它其实给提供建立的是构架，是一个方
法论，就是去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知识迭代是非常快的，它的折旧率是很高的。我现在给我们的学生讲公司金融，我都已经不再带他
们去学做Excel表建模，以后都是AI早就能帮你做好了。但是我更重要的是方法论，是想问题的方法。怎么去思考？从哪去切入？怎么去
解决？你遇到问题时该怎么去做？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从当老师以后，不断有朋友在问，说现在的孩子考
大学要不要学金融？我觉得取决于您的孩子对数字敏感不敏感。如果孩子对数字敏感，建议去读数学、物理、计算机；如果孩子对数字
不敏感，建议去读文学、哲学、历史。
一个人在8到22岁时，正是他构建方法论的黄金年龄，所以在这个黄金年龄里面，我们就要去学最基础的学科，这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数学、物理、哲学、历史这些，等到研究生阶段，因为现在确实大学本科毕业卷得非常厉害，你一毕业就要去找工作，很难。在研究生阶段，你可以去转成一个相对应用型的学科，比如金融、法律这些，像咱们五道口金融学院现在就只招硕士生，我们的硕士生进来的背景很多，有些本科就学的是金融，有些学的是管理，有些本科学的是工科学、医科学的，甚至学的是新闻学，学历史、学哲学。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反而本科是学这种比较基础学科的学生，一进来他可能确实门槛比较高，学习曲线比较陡，但是后劲大。他的这种复合性的背景，对于他掌握金融知识，我觉得反而倒更好。所以，我觉得一般意义上回答您的问题，我给我自己小孩也是这么设计，就是本科阶段学最基础的学科，掌握方法论；在研究生阶段，学一个相对我们叫比较热门或者是比较应用型的这种学科。金融客观上来讲，今天已经不再是全世界、全社会里薪酬最高的职业领域。用我们北京一句很俗的话讲“我们不能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揍”。本身金融就是工作强度很大，风险比较大的一个行业，刚进入时加班很正常，也非常苦。换句话说，金融就像您说的，金融要赚合理的回报，不要赚高额的回报。我觉得小孩出于兴趣，如果真的是对金融感兴趣，其实倒不一定看着这么短期，倒可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因为你22岁本科毕业读2年，是24岁，有30多年、40多年的工作时间，其实论长周期，你看美国的历史上监管从来都是放松收紧这样的一个波浪式的循环。所以，我觉得如果小朋友真的对金融感兴趣，即使现在金融可能薪酬并不是最高，但是我觉得再继续研究金融或者做金融这方面的，从事金融，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王巍：我说一下个人的经验，因为我们一代人经历过十年动乱，那个时候上山下乡。我们来上大学，那时候金融不是好专业，因为人们不知道金融干什么，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给个算盘，这感觉很没面子，是个学会计的。而且我们后来做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没得选择，也因为稳定，而且为了养家糊口，是没有选择的。可是中国走了40年，中国已经走到了今天，应该说我们下一代特别年轻。今天的年轻人，他是有选择的，他能自主选择了。那为什么可以选择，还要把自己逼上一个小窄的路呢？就像你刚才谈到兴趣，自己有没有这种激情？这是很重要的，这次在哈佛论坛上我见了很多年轻人，让我很感动。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学脑神经的，现在哈佛学经济或者商学院。我说不太清楚。他在哈佛学经济，学脑神经，另一个人学了12年的音乐作曲，然后去哈佛学经济。你看他们本科都是学其它专业，这些人他内心，首先我就感叹他们没有任何压力，没有说将来要赚钱养活自己，他没有这种概念，他说我喜欢这东西，就让我来尝试。他整个生活空间是很宽厚的，它是一个通识教育，国外讲Art and science，中国叫博雅。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最主要的是现在很多人经常问我，但我无法给下一代提出任何建议。因为我不是他们的生态圈，他们的下一代是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长大的人在富裕时代长大，他们的选择原因比我们那时候要多得多。我觉得特别是中国有这种尊重老人的习惯，以后他还会尊重你，给他增加很大的想象空间，一般原则我不再谈。刚才你谈得很好，大家要根据自身兴趣，而不要根据今天的市场减薪影响来判断。
05｜“不太积极的资本市场”与“CEO的自恋性格”
田轩：金融强国的五篇大文章，包括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你会发现金融都是在后面，说明它要去支持科技创新、支持普惠、支持绿色、支持养老、支持数字。我从2008年起就开始做这个研究，研究怎么利用金融手段去支持创新，大概的体系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是用跨国的数据和研究来看一些金融制度，宏观政策本身对创新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政策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很大。从中观角度讲，我们关注的是金融市场，大的逻辑是我们要设计一个叫“不太积极的资本市场”，来做长期创新，这是一个周期非常长的过程，它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它的失败率特别高。一家企业上市以后，能享受到上市公司的优势，但同时也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旦企业变成一家公众公司，所有的聚光灯全都会打在你的身上，你要定期披露，你的股价每天在波动，门口的“野蛮人”、做空机构都在盯着你。在资本市场的层面里，我们要设计一些机制来尽量把创新型企业保护起来，不让它受到短期资本在微观层面的较大影响。另外，我们也会研究CEO性格的特质，学术界人士一直认为，企业如果有自恋的CEO，这个企业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业绩表现、股市表现都是差的。但唯独当你把衡量指标换成科技创新，学术研究结果就发现有一个自恋得CEO对于企业创新是个好消息，自恋、自负、过度自大的CEO能够有强大的心脏，带领企业穿越周期，不会被短期的创新失败所影响，能够坚持做下去。
王巍：安迪·格鲁夫写过一本书，提到“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我接触了很多美国的金融圈人士之后，发现很多人都非常自恋，比如迈克尔·米尔肯，垃圾债券之父。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05年，当时我是带一个中国CEO去收购美国医药方面的公司。我们先去的是美国医药巨头辉瑞和默克，谈完之后再去找他，一见面他就问，你为什么先去看他们？They are past， they are history! I am the future, you should talk to me。我才是未来，很强势。在历史上，J.P.摩根就是非常自恋的人，洛克·菲勒也是非常自恋的人。在正态分布的社会下，大多数人思维是一致的，在两个边缘的人很少，因此用常规正态分布的思维，去评价一个边缘的人是不准确的。
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应当是一个光谱，有人是红光，有人是紫外线，这个社会才有活力。以我这么多年经验来说，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40年来的暴发户，突然爆起来，原来没有世界第二大暴发户，它有强烈的冲劲，巨大的野蛮增长能力是冲量，但另一方面，它一定会有太多不审慎，而且漏洞百出或毛病很多，这都很正常。现在就要修理毛病的问题，所以现在打击非法内幕和交易关联，我觉得这是一个修理，重新再把发动机部件匹配起来，重新调整修正一辆车的过程。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期待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监管，同时一定要给企业家一个活力。这个活力是什么？就是说它可能会失败，但这个失败是只要不是恶意欺诈，正常创新失败，社会给予宽容度。硅谷成立的很重要原因就是一个，容忍失败，给机会。
你看到一个企业家成功的同时，你还要看到大批人是失败的，而失败是人类的宝贵资产。他不失败，比如他测了一个基因测序，最后失败了，他告诉更多人这条道亮红灯以后不能再走，他省了一大批人的精力和时间。因此我们要研究失败、宽容失败，这种失败只要不是恶意的道德欺诈，给失败者空间，这时候中国市场才能机会。最近我看到消息，今天早上看消息大概有30多个上市公司给留治了，出问题了。当然我相信这些信息不对称，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但这种市场威慑力会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大家会高度警觉，但我们是期待，也希望能够在监管得同时还留有一个空间，我想这是一个期待。
田轩：您说要包容失败，我觉得这个包容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包容失败，对企业如果创新或者是他哪怕有一些小的违规，我们只要他合规了，就可以让他继续再进行下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包容什么？包容这些特别有个性的、特别张扬的，甚至是叛离叛道、特立独行的这些创业者、这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其实是我们社会最宝贵的财富。
现在五道口现在培养的学生，绝大多数人我是不鼓励他们去创业的，因为创业者本身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名校出身，都是各方面非常好的。你可以作为社会的中间，你到基金公司里，到券商公司里。因为创业者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有人专门去研究顶级的创业者，就是独角兽公司的创业者，超级创业者，在他们身上大概总结了20多个特质。这20多个特质当中，有人专门给他拿绿颜色列出来，都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优点，进取的、好奇心强的、坚韧不拔的、聪明的。还有拿黄颜色列出来的，它的形容词就是中性词，比如什么出身不太好，没有安全感。还有一列是拿红颜色列出来的，就是超级创业者，超级是我们一般人认为的调皮捣蛋这个缺点，比如说孤僻的、冷漠的、残酷的、自私的。像马斯克、像乔布斯，哪一个是正常人，你要这么想，哪一个人都是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所以，我后来我就跟我的学生说，我说你看你的同学，咱五道口都是最好的学生，智商绝对没问题。
如果你发现你的同学或者你的室友是冷漠的、孤僻的，甚至自私的、不合群的，他有可能去创业，我说你要好好珍惜他。他要是去创业了，他管你借钱，我说你不要借给他，你要投一点给他，买他一点股份。因为他有可能以后成为超级创业者，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整个严监管是必须的，对于严刑峻法是注册制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严重违法违规也一定要严罚。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创业者、创新者、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宽容，要包容失败，包容他的这种个性化的一种体现。
王巍：你刚才谈得很有意思，我很欣赏。如果五道口有你这样老师能成为主导的话，我觉得学生有福了。我以前从来都是调皮捣蛋，我上大学时候也是。我最近跑回到我的母校大学做演讲，有近几百人听，虽然学生反应非常好，但我估计领导不一定高兴，因为我鼓励大家去折腾市场，因为创业者的核心是不断搅局。颠覆、不断破坏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你才能前进，而好学生都会稳定局面。学金融几十年到今天，我一问，学校还学金融的三个性，叫流动性、盈利性、安全性，这些都是监管要求。中国有三五万人作为监管人员都学这个是对的，但你不能要求所有学金融的人，整天学这些，都当监管，监管人员远远超过创业者，这市场就没有活力了。所以我一直讲要给更多的学生以创新，给他们宽容，让他们成长，让他们折腾，让他们有童心，而不能是形成中国资本的一大批巨婴，看着很庞大，但就是没头脑，肌肉很庞大。
06｜在躁动的商业环境下保持学术定力
王巍：你有非常好的教育背景，北京大学毕业，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读了硕士，然后在波士顿学院读了博士，而且又教书，有很多的政治影响力，出了大量的Research Paper，显然智力和能力都非常超群，但结果你选择了在学术圈里长期耕耘。特别是在过去20年里，金融圈野蛮增长，赚钱最多的时期，你是怎么保持住学术定力，愿意安心在学术圈子里不断地提升自己，同时教书育人？
田轩：我在读博士的时候也躁动过，在2005、2006年一看动辄几百万美元的这个时期，我也利用暑期周，在美国大的投行里亲身体验了一下，但后来我觉得这对我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个伤害，大量做着重复性、基础性的工作。为什么我会选择做教师？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确实非常享受发现新东西的这种快乐，因为学者、教授做科研，本质上是对人类知识的边界做一些突破。要增量，要把人类知识的边界向外推进，这个事情非常难，因为本质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知识的消费者，你看书其实都是在学习别人的知识，在消费知识。而教授、学者是知识的创造者，你要创造一些新的知识让别人来学习。
另外，我也希望能够用一个新的框架把中国的金融问题解释清楚。尤其是2014年我回来就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跟西方有很多不一样，如果拿西方的金融体系来套中国是不对的。从逻辑上讲，一个国家必须有非常明确的产权体系，很好的法律体系，这样国家经济、金融才能快速发展起来。而我们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并不健全，但是中国的经济能够快速地发展。我还是想能够通过理论联系实践，不能说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但至少是一个大的框架，把普遍的原理应用在中国特有的金融体制中，我们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我们的法制、法律体系，一些制度特色，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有的要素，把这些整合到一起，解释中国的问题，这是我的学术梦想。
王巍理事长为田轩教授介绍金融博物馆
文创衍生品《金融与人类文明演化图》
王巍：每个国家都有经济周期，可能由于疫情，由于中美冲突暂时会出现低潮，但是中国的国运很强，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资本市场也在这儿摆着，而且我们有巨大的前瞻产业，比如低碳经济、新能源、AI、Fintech等领域都充满希望，年轻一代人应该放宽视野往前看。一个国家不光是亮肌肉、亮拳头，还要有头脑、有心灵，是一个Heart to Heart，Mind to Mind，心对心的这种沟通。我们最近在做全国的青少年金融挑战赛，此前我们就举办过大赛，5万人参加，疫情之后停了，今年再重新做起来。我这次去美国，他们也特别感兴趣，问能不能搞中美之间合作的活动，美国和中国各组织100个学校，一起来做符合低碳、AI、普惠金融的共识性国际比赛活动。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想深入发掘，这几年
会努力推动一下，到时候我也特别想邀请你，也跟上海高金一起来做，向世界展示一下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有更多的人基于国际共识去推动和平合作，而不是冲突，不是对抗。
【直播间观众提问】
在家庭教育中，应该如何平衡学校教育要求的中规中矩和未来创新所需要的离经叛道？
田轩：我觉得首先孩子的父母先要想好，最怕的就是两个声音。对于孩子的教育，我是希望能够鼓励他多有一些发散性思维，有一些个性。从家庭角度来讲，我建议跟孩子的交流还是以平等为主，去倾听他的声音和诉求，孩子的一些想法可能我们成年人理解不了，但是也要尽量鼓励他去提问，不要磨灭他对于新事物的好奇心，或者对于权威思想、权威观念的这种挑战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