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2日，交子千年系列活动之“交子千年：纸币、金融与经济”国际论坛即将线上举办。本次论坛由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四川日报报业集团金融投资报共同主办，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提供支持。届时，北京、东京和成都三地将共同以线上元宇宙会场方式启幕，全程面向公众播出。论坛设置了嘉宾致辞、《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新书首发、圆桌论坛、直播对话等内容，邀请到政府领导、业界人士、中日学术专家等线上参会，一起探讨宋代交子与纸币和经济的历史意义与未来挑战。
交子千年系列活动 之
“交子千年：纸币、金融与经济” 国际论坛
2024年1月12日（周五）15:00-21:00
—— 线上全程直播 ——
宋代“交子”作为世界上第一张纸币，是货币第一次以纸币化发行，是中国乃至全球金融业最重要的创新，这已经成为金融界的共识。交子诞生于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历1024年1月12日）。
值此交子千年之际，由金博文化出品，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一书，将在本次国际论坛上首发亮相，敬请关注！
《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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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导读
纪念北宋交子诞生一千周年
兼论纸币发行约束问题
易 纲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货币起源于商品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出现使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效率大大提高。货币经历了从商品货币（主要是贵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的发展过程。信用货币经历了民间信用货币、国家信用货币、国家法币的发展过程。贵金属货币本身有价值，然后充当一般等价物去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大大提高了商品交换的效率。而纸币本身没有价值，纸币代表的价值要靠纸币发行过程中的一系列信用制度安排来体现，可兑换纸币的信用制度就是承诺用发行的纸币兑换金属货币，不可兑换纸币主要靠国家信用或中央银行制度来维系其币值的稳定。
北宋交子的发展历程
研究纸币最早且完整的案例是一千年以前诞生的北宋交子。交子是中国最早的兑换券，只要交付铁钱，便发给交子，随时可以兑现，但兑现时每贯收手续费三十文，即百分之三的手续费。
北宋交子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发产生阶段。北宋初期（10世纪末），在今天四川成都地区（益州），为解决铁钱携带不便等问题，有商家设立交子铺户，开出的兑换券即交子，也称私交子，这一阶段的史料记载并不是很详细，值得进一步研究发掘。第二阶段是政府许可下的大商户联合发行阶段（1010年前后）。针对自由发行产生的一些乱象，当地政府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指定十六家富户联保特许经营发行交子，形成了类似行会的组织。此时交子已有统一的印制规格和发行制度，其货币职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承认。第三阶段是政府发行阶段。天圣元年（1024年），北宋朝廷设立益州交子务，交子的发行权转移到政府手中，由政府发行，也称官交子。
交子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流通后，在北宋崇宁大观年间实行了币值改革，把交子改为钱引，钱引就是领钱的证书，也是兑换券的意思。在大观元年（1107年）正式改交子务为钱引务。大观元年第四十三界还是使用交子旧印，到大观三年的第四十四界才改用新的钱引印制。在交子存在的一百余年里，基本实行二至三年一界的分界发行（彭信威，1958年）。
交子存在了一百多年，在私交子阶段，交子是可兑换成金属货币的，即“见交付钱”。天圣元年成为官交子后，交子的可兑换程度越来越低。在庆历五年到七年（1045—1047年）发行第十二界时，交子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交子逐步成为不可兑换的纸币，其贬值的速度也有所加快（高聪明，1999年）。
北宋交子的币值稳定安排
纸币根据其信用种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可兑换成金属货币的兑换券；另一种是不可兑换的纸币，后者由国家政权强制流通，必须有国家信用支持。纸币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一个如何约束发行的问题，交子作为最初的纸币，从一开始就设有一系列信用制度安排来支持其币值的稳定。
第一，发行限额和准备金制度。官交子发行有一个限额，开始每界是一百二十五万贯，有现金准备，是用四川通行的铁钱，要求每界三十六万贯，即现金准备大约为百分之二十八。发行限额和现金准备是保障兑付现金的制度安排，提高了交子的可信度。
第二，官交子是分界发行，界满以新交子换回旧交子，三年为界。当时三年一界是指三个年头，有些像中国的虚岁，可以理解为满两年就换界。用分界发行来管理交子累计发行的存量，不断地废除旧交子，使市场上流通的交子存量可控。私交子可以随时兑现。官交子按界发行，其可兑换程度却越来越差。
第三，交子也保持了一些飞钱的性质，即在一地出交子，在另一地购买商品或领钱。
南宋会子和“称提之政”
南宋发行的纸币会子一开始就是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是靠国家信用支撑的纸币。与交子主要在四川地区流通代表铁钱不同，会子主要在东南沿海流通代表铜钱。南宋会子也叫东南会子，起初也是民间开始发行的，叫作便钱会子。南宋名臣钱瑞礼主持临安府期间，将会子收为官营，后来钱瑞礼调为户部侍郎，由户部接办会子，时间大约是绍兴三十年（1160年）。会子在东南广泛流通，纳税和市场交易都可使用。会子作为纸币，其流通范围和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北宋交子，几乎成了南宋的法币。
13世纪初，南宋财政困难，1201—1207 年，有会子三界并行。嘉定初年（1208年），三界会子总数达一亿四千万贯。会子由于大量发行而不断贬值，旧会子已经贬值到五百文以下（何平，2019年）。当时人们用“称提”的概念来讨论纸币价值稳定问题。称提是指在不同物品之间达到一种对等平衡关系，比如会子是纸币，铜钱是金属货币，同时在流通，大量印会子造成其贬值，如何稳定会子价值，是称提之政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们来总结一下南宋政府是如何靠称提之政给会子以信用支持的。概括起来说，称提之政的主要内容有：在总量政策上增加金属货币的供给，用来回笼和减少纸币会子的流通量；在结构政策上规定会子的特殊用途，在纳税和购买大宗商品时强制使用会子。
第一，以货币和财政措施回收会子。以铜钱兑付会子，调整铜钱与会子的比例。当时的语言是“子母相权”“虚实相称”。铜钱是母，会子（纸币）是子，母子所以相权也。如果会子没有铜钱相对应，则是“无母之子”，不符合母子相权原则。
第二，利用换界发行，以新兑旧，按成倍数的比率收回旧会子。比如嘉定年间，规定嘉定四年（1211年）新发行的第十四界会子，按1∶2兑换第十一至十三界旧会子。后来第十八界会子以1∶5兑换第十六界会子。类似政策至今仍在使用，不少现代国家在对抗通胀时，以新币换旧币，兑换时有抹去四个零的案例等。
第三，保证征税中有一定的会子比例。南宋著名的“钱会中半”的赋税征收方式就是一个典型，要求在纳税时铜钱和会子各占一半，以此来维持会子的支付能力和价值稳定。还有更细的结构性政策，比如“按亩征会”，凡有田一亩者纳会子一贯，再比如“品搭盐钞”，要求商人用盐钞购买食盐时必须品搭会子。这些政策类似于通货膨胀税的早期试验，而且在结构上使有田者、盐商等富人承担了更多回笼会子的成本。
第四，“阴助称提”，即通过抛售专卖物资或者行政许可资产来收回会子。这一政策有些像今天货币当局的公开市场操作，南宋政府通过出售黄金、官诰、度牒以及盐、茶、酒等重要生活物资的专卖许可权证来收回会子。
所有这些“称提之政”都是从会子发行和会子使用两方面调控的。一方面，由于财政压力，会子发行太多了，称提的重点是想方设法收回流通中的会子。另一方面，用政府权力规定会子的使用也非常重要。首先政府收税接受会子，然后在拍卖各种专卖权许可证时接受会子支付。这样从发行和使用两方面用国家政权赋予会子信用，起到了缓解会子贬值的作用，使会子在相当长的时期，在广泛的范围大规模使用，也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了会子币值的基本稳定，解决了大量财政问题，成为政府治理经济的有效工具。但历史上纸币走上政府发行的轨道后，由于财政赤字、战争军需、民间赈灾、官员腐败等，往往最终都走向滥发、大幅贬值的结局，逃不脱纸币不可持续的宿命。从交子、钱引、会子到蒙元中统钞，再到大明宝钞，虽然都有当时先进的信用支持制度安排，有的维持了上百年的广泛使用，但最终都走向了难以维系的结局。直到明朝万历年间（1580年前后），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实质上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货币和税收银本位制度，才给从宋初到明中叶六百余年的纸币伟大试验画上了句号，也深刻影响了之后二百年世界白银的流向。
应该指出，宋、元、明三朝在纸币广泛流通的同时，始终有铜钱伴随，是一种钱钞共存的流通制度，纸币的盛行并没有影响铜钱的重要地位。纵观中国几千年的货币史，铜钱始终处于重要地位，是老百姓日常市场交易使用的主要货币，在有些朝代官制铜钱管理得比较有序，有些朝代私铸铜钱泛滥。所以，从中国货币史的总括看，铜钱是一条重要主线。北宋也是铸造铜钱最多的时期之一。宋朝都市商业发达，客商数量巨大，因此宋朝的货币数量和铜钱数量也比前朝大大增加。北宋铜钱铸造额比唐朝增加十倍到三十倍（彭信威，1958年）。宋朝铸铜钱主要是在北宋，从考古出土和现存情况看，宋钱中百分之九十八是北宋铸造的，南宋钱只占百分之二。北宋铸造大量铜钱并出现了交子，说明当时货币需求增长很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都市商业和市场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
宋代纸币试验的货币金融学启示
没有约束的纸币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贬值，金本位和银本位可以是贵金属货币的本位制度，也可以用来约束纸币的发行，可以通过制定纸币的含金量或含银量来实现，即建立纸币兑换金银的承诺机制。这种兑换承诺在一段时间是硬承诺，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则是软承诺，即实际上兑换金银的可操作性较小，也可以理解为交易成本很高。
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上，历代王朝试图垄断货币发行的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官员们不仅主张朝廷垄断货币发行，而且把货币发行作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从史料上看，宋、元、明三朝大一统政府都试图发行纸币作为官方信用货币，因为发行（印制）纸币的成本最低，纸币也最能反映官方政治意图，不受贵金属存量和增长的限制。从货币发行和维护的主要职能看，朝廷首先考虑的是完纳赋税，货币成为确认国家政权和老百姓关系的工具，而货币作为市场交易中介的考虑被放在次要位置。产生这一主导思想的历史环境是，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政府在设计和制定纸币发行制度时采用的是大一统框架，和欧洲历史上存在多国在货币铸造发行上有制度性竞争的格局完全不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也存在多国发行货币，从而有制度竞争的局面）。但国家发行纸币都逃不脱财政滥发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魔咒，也就是说纸币发行最终还是受到了自古以来就有的经济规律的约束。
交子和会子产生在宋朝绝非偶然。许多史料和证据表明，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都市商业和市场经济等方面最发达的时期之一，最直观的证据包括《清明上河图》。市场的发达要求社会有相当程度的劳动分工，有相当比例的产品是商品且以在市场上出售为目的。商品交换以确立物权为前提，要有相当程度的法律体系和规则来保护市场交易的合法性和可预期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宋朝无疑是各朝代中市场经济的佼佼者。至于外部竞争，宋朝遇到的外部竞争非常激烈。北宋面对辽，南宋面对金，西北边还有西夏。在中国的编年史上，北宋和辽并列，南宋和金并列，是同时存在的，战争不断。历史上，大一统政府面对外部竞争的首要考虑往往是如何一统天下，所以外部竞争主要反映在政治上和残酷的军事战争上，经济上主要考虑的是资源占有，经济制度和货币发行方面的竞争是次要的。在面对外部强敌时的主导竞争逻辑是一统天下的军事逻辑，而不是在和平共存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贸易货币制度竞争的逻辑。
一种好的、可持续的、有利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货币制度是在有约束的条件下竞争出来的，全球历史上各种精美的贵金属货币（金币、银币和铜币）是多个国家竞争出来的，由制度设计来保障的货真价实的货币，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地位，尽管有时以被老百姓珍藏的良币为表现形式。金本位、银本位的制度安排也是竞争出来的。货币的竞争力和贸易摩擦，关乎战争与和平，所以二战后才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把纸币作为国家信用货币（法币）的制度安排，这需要明确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因此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十分重要。
交子的重要意义及研究方向
交子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金融创新，交子之后又陆续出现了钱引、东南会子、蒙元中统钞和大明宝钞等一系列纸币，直到明朝中期之前，纸币一直在我国的货币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全球范围来看，交子也是从商品货币制度向符号货币制度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参考。交子出现后，波斯、印度、日本、高丽等国也都发行了纸币。可以说，北宋以来的纸币创新是中国对人类货币史的重要贡献。
在研究交子历史贡献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对细节的把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特别关注私交子背后的商业信用。在最初的自由发行时期，即私交子阶段，这些交子实际上是私人发行的“交易票据”，可以对应成英文的Exchange Bills。交子这张纸本身没什么价值，它代表的价值依赖于其背后的商业信用，也就是交子铺户的信用，这种信用又依赖于交子持有者在需要时可将交子成功兑换回金属货币的稳定预期。而且，交子铺还发现，如果不是所有人都同时提款，就可以额外多发一些交子，这进一步加强了交子的信用货币特点。在后续的联合发行阶段，交子的价值基础仍然是十六户富商的商业信用，即在政府首肯下的商业协会信用。民间市场基于商业信用发行兑换券，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交易票据，进而作为纸币进行流通，成为商品买卖的支付凭证，这一转变意味着将商业信用用于支付交易，相较于支付金银铁钱而言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二是在益州交子务设立后，交子背后的商业信用转变为政府信用，即官交子阶段。以国家政权为依托发行纸币具有重要意义，这改变了交子的性质，具有政府背书等好处。正是由于以政府信用为背景，制定了一系列对交子的信用支持制度，不断解决交子出现的失信等问题，才有交子持续了一百多年的伟大历史。但发行权转移到政府手中后，交子也开始面临财政性超发问题，一旦发行数量脱离控制，交子就会贬值。这也是纸币被普遍使用以后，全世界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即信用货币发行的约束问题。这里以北宋交子和南宋会子为例，对约束纸币发行和维护币值稳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进行了初步分析。
三是关于交子需要考证的一些细节问题。交子的起源是不是作为存款收据而开出的需要进一步考证。交子作为大宗交易的支付手段，其准备金率、流通量、支付量、兑现折扣率、流通范围等细节都很重要，值得着重考察研究。比如，交子用于交易或兑现的比例各占多少，一张交子在生命周期中作为支付手段被交易了几次，交子用于在四川北部边界购买粮食、食盐、皮货等时如何背书转让，交子从四川进入陕西、甘肃流通最后回到四川能否兑现，交子的信用支撑是怎么发展演变的，等等。
官交子从发行到2024年整整一千年了，交子之所以伟大、重要，是因为它开启了人类货币史上纸币作为信用货币的伟大试验。交子所遇到的问题和制度建设，在人类信用货币史上有共性，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货币政策和币值稳定措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交子及其之后的纸币实践，对诸多货币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深刻的影响，比如准备金制度、纸币换界、汇兑、真实票据、通胀预期、劣币驱逐良币、货币数量论、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反通胀政策等重要课题在交子的研究中都可以得到宝贵的启示，这正是我们今天纪念交子诞生一千周年的意义所在。
2024年1月
推荐序一
交子，近代金融文明的启蒙
王 巍
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北宋交子的官方发行（1024年）标志着长期在民间流通的信用票据得到了政府的加持，从而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是中国金融业对全球同行的重大创新和历史贡献，也得到国际学界的共识。600年后，瑞典才发行了欧洲第一张纸币（1661年），而最终主导欧美纸币制度的英格兰银行更是迟来者（1694年）。
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交子的研究成果迭出，包括交子的缘起、交子的功能与周转、对宋代以来的经济影响、对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等，非常丰富翔实，超越了曾长期掌握交子研究话语权的日本和其他海外学界。2023年3月，中国钱币学会在成都专门举办了纪念纸币诞生一千年的学术会议，达成关于交子的“四点共识”，更是一次意义重要的专业论坛。自2019年以来，金融博物馆与中国钱币博物馆联合主办了5次交子学术论坛，在成都成华区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立了大宋交子碑（2020年），牵头推动了由16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的交子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会提案。同时也委托两位青年学者王申和王喆伟主笔向大众介绍交子的专著。
利用作序的机会，我简要分享几点看法。
第一，交子创始于中国北宋，陆续影响了全球各地纸币的产生，是中国对全球金融业的历史贡献。交子在北宋的益州（今成都）首次发行（1024年），到南宋改为会子、关子或钱引（1160年），金朝仿效发行了金钞（1154年），元朝又继续印制中统钞（1262年），明朝又发行了大明宝钞（1375年）。特别是，在元朝统治期间，蒙古、印度、日本等地区也都陆续发行了当地纸币，之后经马可·波罗等旅行家的推介，欧洲开始发行纸币。目前的全球金融格局是基于地理大发现以来，欧美两大交易体系互相交融与巩固而形成的。纸币的观念和实践源于中国，与阿拉伯数字、非洲咖啡、拉美白银对西方的影响一样，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而深远的贡献，厥功至伟。
第二，交子三百年的兴衰演变，涵盖了几乎所有近代金融与经济文明的核心要素，交子可以称为近代货币与金融的基因。交子首先在民间被广泛接受，16家成都当地富商的商业票据可以彼此背书转让，私交子体现了纸币和信用在市场交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1024年政府接管并发行官交子后，政府的权威和准备金制度奠定了纸币作为法币的地位。政府通过交子发行、兑付和更新等手段激励商业、经济活动和实现军事与政治目标，卓有成效，形成了货币政策的雏形。当然，无节制地滥发纸币也导致了未来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交子与会子、钱引以及金元明清几朝各种纸币之间的参照与承继，对欧洲纸币的启蒙等，都体现了纸币的普世价值和代际价值。可以说，近代甚至当代货币与金融的重要观念、现象与实践都可以在交子演化历史上寻得踪迹与根源。
第三，交子（纸币）是金属币与数字币的承上启下核心阶段，是一千多年人类文明的要素工具。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相应的支付工具产生，可以大体地描述为：农业社会基本是采用金银铜铁等金属作为货币的材质，商业与工业社会开始广泛运营纸币和信用工具，而我们当下的信息与智能社会将以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作为主流工具。不同的支付工具和提供服务的专业机构与交易市场，形成了不同的金融生态。研究交子金融生态，对理解和创新数字金融生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金融是术，也是道，更是文明要素。人类社会从部落交易开始，支付工具始终是完成交易和建立长期信任的核心手段。从贝壳、金银到纸币和数字货币，都是温情脉脉的文明面纱背后实实在在的商业制度安排，金融是工具的同时，也是驱动交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更是巩固、充实和提升社会文明内涵的保证。如同阳光、空气和水一样，货币与金融都是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文明要素。发现和发掘交子，就是发现和发掘现代金融和文明史。
交子是中国金融和全球金融的重要里程碑，发掘金融文明文化遗产，就是梳理民族理性与建立文化自信，对中国金融创新与金融安全意义重大。期待未来学者和业者做出更大的贡献。
2023年12月
推荐序二
在放大的时空中认知宋代交子
开启的纸币体系
朱嘉明
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宋代官交子正式发行和流通1000周年之际，王申和王喆伟的著作《交子：世界金融史的中国贡献》出版。这本书以世界金融历史的视角看待北宋交子的历史地位，值得肯定。我的序言，则试图通过在放大的时空中认知宋代交子所开启的纸币体系，希望有助于读者更为全面地审视北宋交子，理解北宋交子为什么是世界货币金融史的划时代创新。
交子开启了宋代长达250年的纸币体系
现在更多的宋史专家接受这样的考证：宋仁宗下诏开始置办“交子务”的日期是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日，即公元1024年1月12日。事实上，在官交子之前，交子已经在民间流行。相关文献记载，在公元995年的宋太宗时代，川商王昌懿就已经开始使用类似交子的纸币了。
讨论官交子的核心是：交子开启了宋代约三百年的纸币体系，支撑了宋代的经济运行。宋代纸币体系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024—1107年的交子阶段；1107—1160年的钱引阶段；1160—1279年的会子阶段。在真实历史中，阶段是相对的，存在着交子和钱引，钱引和会子或短或长的并存时期。其间，还有可能插入其他纸币，例如绍兴元年（1131年）发行的“见钱关子”和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发行的“公据关子”。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绍兴三十年（1160年）开始至南宋覆灭广泛流通的“会子”，初为商办，后收归户部专办，从而具有全国性信用货币功能。所谓“东南会子”成为南宋中后期纸币的核心，而以铜钱为代表的金属货币仅仅是纸币的补充和辅助。
元朝建立，南宋覆灭之后，会子在被中统钞取代之前，还持续流通若干年。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南宋没有被蒙古人灭亡，“东南会子”大概率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两宋：纸币得以创造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北宋于公元960年建国之前，中国经历了大约70年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五代十国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通过江南开发和扩展，奠定了中国北方和南方均衡发展的历史格局。至五代十国末期，全国至少550万户，3000 万人口。所以，北宋实施中央集权制度之后，全国迅速实现经济复苏，人口膨胀，商业繁荣。至北宋后期宣和六年（1124年），人口达到1.26 亿。如果做全球性比较，在公元12世纪，宋代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超过当时的塞尔柱帝国、朱罗王国、拜占庭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
应该说，北宋开国至宋仁宗继位，日益强烈的货币需求进入拐点，金属货币不足以满足经济发展之需要，导致宋廷寻求铜钱之外的货币工具，四川民间的交子成了最为合适的选择。宋仁宗在位42年，形成了对纸币的“路径依赖”。宋仁宗时代，人口重新回到了5000万~ 6000万水平，经济持续繁荣，纸币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宋仁宗死后三年，经短暂的宋英宗，进入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时期，王安石新法很快被实施。王安石新法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货币手段调整社会资源，变革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实现政府财政税收的货币化和商业化。王安石之所以可以推行如此新法，折射出宋神宗时期的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程度的货币化。进入宋徽宗（1100—1125年在位）时期，国家铜矿资源枯竭，“钱荒”恶化。在宋徽宗的崇宁年间（1102—1106年）和大观年间（1107—1110年），蔡京主导了通过发行纸币刺激通货膨胀，缓和财政危机的改革。特别是大观元年（1107年），蔡京钱法改革，改“交子”为“钱引”，延续了宋代纸币的香火。后人基本否定蔡京的货币改革。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南宋早期和中期，伴随中国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货币制度方面，不仅继承了北宋的钱引，而且扩大了钱引发行规模。此外，财政、边防和战争之需要，两宋的对外贸易，包括宋金间的走私贸易，刺激铜钱货币外流，特别是向金国和日本流出，加剧了“钱荒”，不得不扩大纸币发行规模。
其中，边防和军事需要是宋代纸币得以演化的关键性原因。南宋国祚152年，始终难以摆脱战事的阴影，财政压力持续存在，形成财政依赖纸币，纸币财政化的体制。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有建炎和绍兴两个年号。绍兴元年（1131年）因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屯兵，水路不通，运钱不便，便在婺州发行关子；至绍兴三十年（1160 年），因为与金国战争，军事开支膨胀，创始会子，形成钱引和会子并行存在的纸币制度，而且逐渐废除纸币的“界制”，实现纸币全方位地替代铜钱，成为全国性的主体货币。
总的来说，从北宋到南宋的三百多年，构建和运行的是以纸币为主体，辅之铜钱的货币制度，货币化程度不断深化，以持续温和的通货膨胀，抑制了经济萧条的威胁，并有效地缓和了频繁的财政危机。
宋最终未亡于经济和金融，亡于政治和军事。
两宋的外部地缘政治 - 货币环境：纸币圈和铜币圈
两宋的300余年，始终受制于复杂的外部地缘政治 - 货币环境。由此形成北部的纸币圈和东部 / 南部的铜币圈。
北部的纸币圈。经历了辽国（907—1125年）、西夏（1038—1227年）、金国（1115—1234年）和13世纪开始的大蒙古国。其中，辽国的货币经济比较落后，长期和普遍使用以布帛、羊为代表的实物货币，至于铜、铁铸金属货币，唐币、宋币比重高，本国铸币粗糙，且比重小。至于西夏国，并不是从立国开始就铸造钱币。之后，西夏仿照宋朝制定了钱币的设计、铸造、发行、流通等一整套管理规章制度，但是，所铸造的钱币有限，宋钱始终是西夏境内所流通的主要货币，成为西夏事实上的“法币”，折射出西夏对宋朝经济的依赖程度较高。
相比较辽国和西夏国，金国吸纳了宋朝货币制度的经验，构建了以纸币和金属货币并存的货币制度。金国纸币始于贞元初期（1154年）的交钞，至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年间，交钞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交钞的全国性货币化，流通范围向农民阶层的扩大，取代铜钱成为主要货币等现象，与流通期限被废除，作为储值贮藏手段的功能得到强化一样，都说明交钞较北宋的纸币更为发达的特征，说在该时期构成元朝货币政策、货币状况的诸要素都已具备，亦不为过。”可以这样认为，自12世纪后期至13世纪初期，在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金国和南宋的纸币圈，该纸币圈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南宋中期人口为8500万，金章宗时期人口最盛，超过5600万，合计达到1.4亿。在这样的尺度上，对南宋和金国货币制度的地位产生全然不同的认知。
1260年，忽必烈自立为大蒙古国皇帝，发布称帝的即位诏书“皇帝登宝位诏”，正式建年号“中统”。忽必烈为了填补金国灭亡的空白，立即在华北地区发行“交钞”和“中统钞”。在之后近二十年间，蒙古新政权禁止黄金、白银和铜钱流通，其中统钞成为与南宋互补的货币。从金国1234年灭亡到南宋1279年覆灭，中间的四十五年对于中国货币历史走向至关紧要。元朝与南宋战争期间，忽必烈允许在其占领区继续使用南宋货币，最后通过实施公平的中统钞兑换，完成了货币制度的大一统。
南宋和金国所奠定的纸币制度，为忽必烈继续实行纸币制度提供了基础。元代的中统钞本质上属于南宋和金国纸币的延续，支撑了元朝在货币制度上的平稳过渡。也正因为忽必烈的这个历史选择，中国最终没有被纳入以西亚为中心的金、银通货体制，元明清三朝走上了独特的货币演变路径。
东部和南部的铜币圈。两宋时期，中国铜币成为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的硬通货。东北亚的高丽国和日本长期处于中国的铜币圈。高丽虽然出产铜，但在宋崇宁（宋徽宗年号，1102—1106年）之前，不懂铸钱。崇宁之后，逐渐学习掌握了铸钱技术，开始铸造和使用铜钱，建立铸币系统。但是，由于铸造能力有限，铸造的铜钱质量也不如宋钱，宋钱是高丽境内长期的主要货币。中国隋唐时期的铜币已经流行于日本，宋钱在南宋覆灭之后的镰仓时代（1185—1333年），依然被市场接受。
宋代中国因为与南亚和东南亚（越南、柬埔寨、苏门答腊岛、爪哇、菲律宾）的朝贡关系或海外贸易，获得当地产品和输出铜币。宋代的海外贸易还到达波斯湾的阿拉伯地区，铜币成为贸易的中介。
世界经济史视角下的全球两大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
如果以全球经济和金融史的视角看，全球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半球贸易圈和东方货币体系，以及地中海贸易圈和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货币体系。
东方的货币金融体系，发轫于春秋和战国时代，秦汉形成货币体制，成熟于唐，经宋元明的纸币演变，实现白银化转型，至清末币制改革融合于近代国际货币体系。代表中国古代金属货币的是汉代发行的五铢钱，代表中国纸币的是北宋的交子。
西方的货币金融体系，源于古希腊，代表铸币是琥珀金钱币，成熟于罗马帝国的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时期，最终形成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并存的制度，延续于拜占庭，再经文艺复兴和美第奇家族、工业革命，形成贵金属以黄金为主体货币，白银辅之的货币体系。
以上两个货币体系，在历史上有过互动和影响的时期，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与中国西汉和东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构建了贸易和金融的早期关系；第二阶段：公元7世纪、8世纪拜占庭帝国与唐王朝之间，构建以陆路为主要途径的贸易和金融的全盛阶段。
处于东方货币体系和西方货币体系之间的主要货币板块包括：古埃及，纳入罗马帝国的货币政治；阿拉伯帝国，长期通行金币体制，代表性金币是第纳尔（dinar）和迪尔汗（dirham）；古印度，实施的是金币和银币并行制度；俄罗斯形成独立货币制度较晚，直到8—11世纪，才完成从流通阿拉伯银币过渡到本国银币的过程。
比利时汉学家魏希德（1969年—）在她的著作《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中，提出了关于研究宋朝的历史、政治、疆域、朝廷和信息网络的不同维度。可以肯定地说，宋代货币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有效维系了宋帝国多元维度和信息网络的联结，实在是举足轻重。
2023年12月
金博文化对交子的研究探索
金博文化始终致力于推动交子的大众认知。2010年，其运营的金融博物馆获得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授权使用交子拓片高清影印版，用于展示和制作纪念品。2019年，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再次获得日本银行货币博物馆同样授权，在交子的发源地展现这一金融历史上的划时代创新。
2021年1月12日，首届博物馆交子学术论坛暨“交子节”之际，由金融博物馆理事长、全联并购公会创始会长王巍发起，邀请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著名经济学者、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朱嘉明，金融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思想史与宋史专家金纲在天府四川金融博物馆内一起矗立“大宋交子碑”，以此作为成都地区彰显金融文明创新的标志性IP，借助“交子”这张知名的金融名片，让全世界能够通过“交子”了解四川，让穿越千年的“交子”演变为成都的城市品格，同时也为中国金融和全球金融奠定明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