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3日晚，由金融博物馆《金融史》特刊主办的“民国金融改革90周年恳谈会”于线上圆满举办。本次会议聚焦“废两改元”与“法币改革”主题，特别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朱嘉明，金融史学者、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周子衡，与金融博物馆理事长、金融史学者王巍共同展开了一场基于不同历史观察视角及研究方向的深度探讨。同期，此前投稿学术文章的入选作者代表受邀参会，以视频方式简述研究观点。当晚，新浪微博近5万人次在线观看直播。
【特邀嘉宾线上对谈】
论坛联席主席、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王巍
主持会议并发言
理解历史景深，才能把握未来数字金融体系的创建
本次会议由王巍理事长担任主持。他表示，专门讨论这个事件，是对90年前中国金融历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实践有个清晰的交代，对未来也非常有意义。1933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动“废两改元”，通过改革去掉了以重量为单位的银两货币，这是一次重要的人本位的改革标准化，大大提高了效率。1935年11月3日，两任财长宋子文和孔祥熙正式宣布“法币改革”，废除银两制度与银本位，实行信用货币管理体制，这是中国金融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拉近了中国迈向国际化的行业水准，成为亚洲最先进的一个货币国家。
日本在1853年“黑船来航”被迫开关之后，发现其金融市场被外国银元搞乱，失去了金融体系控制权。于是，日本在1882年开始设立中央银行，颁布《日本银行条例》《日本银行法》，通过明治维新剥夺地方权势，迅速形成全国统一的货币体制，特别是利用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实现了其向金本位的转变。相比之下，当年南京政府的中央金融权力形同虚设，各地军阀都有自己发币的渠道，也都有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不仅国内金融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中国银本位与国际主要的美元与英镑的货币圈是脱钩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能够在两年间连续实施金融改革，建立起当时比较先进的金融体系，是非常不容易的。值得我们关注，吸取经验与教训。
一个成长中的金融大国，需要有一个历史的景深，从而判断今天走到哪里，未来将向什么地方去发展。我们相信数字经济、数字货币将超越在金银锚定物、实物经济锚定或国家信用锚定物下的传统经济，但锚定物的调整对金融体制演化至关重要，了解90年前的历史，也是把握当下的变化，参与推动未来数字金融体系的建设。只有了解大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今天金融体制的内涵，才能奠定走向金融强国的里程。
论坛联席主席、著名经济学家 朱嘉明
发表研究观点
中国金融发展必须要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朱嘉明先生基于中国现代史的观察视角，从多个方面阐述了1935年币制改革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1933年4月，中国政府废除银两制度，实施“废两改元”，确认中国的银本位制度，但当时中国没有办法控制世界的白银价格，国内经济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的白银市场。1935年11月实行的“法币改革”是以白银和黄金储备为基础，英镑和美元为基准的币制改革。这次法币改革也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先声。所以，我们不要低估当时中国在货币制度设计上的超前性。法币改革的早期贡献是积极且有正面意义的，它有效控制了中国的银本位波动，使国内货币得以稳定，奠定中国金融发展统一的格局，结束了国内金融极端分裂的状态，强化了当时中央政府对金融的管控能力，使国家可以有效通过金融手段组织和聚集金融资源，为抗日战争做出重要准备。法币改革在极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法币制度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根据地的金融制度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自己的红色金融制度，该制度最重要的基点之一就是必须和当时的国家货币制度形成一种接口，这个接口就是法币。
但法币改革最终走向了反面，在抗日战争的特定环境下，政府扩大货币发行数量，后期已完全超出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导致法币贬值。1945年8月，法币发生严重贬值，通货膨胀在全国形成难以扭转的社会现象，但此时法币的价值却并没有完全失控。之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导致法币需要适应战争局势，最终使法币贬值到不可抑制和完全失控的状态。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要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就必须选择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货币金融政策，而且必须和世界的主流货币金融政策完成接轨。20世纪以后，从1904年到北洋政府期间约长达20多年里，清末统治者一直试图完成所谓中国货币制度的现代化改革，金本位最终没办法做成，对于银本位，中国是具备条件的。在当时金融大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恰恰逆行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度。此后，美国实施白银国有化政策，强化了金银复本位制度，使其成为吸纳世界白银储量最大的国家，直接导致中国的白银货币严重短缺，迅速把中国的经济从繁荣拉向萧条，对当时中国政治影响也同样剧烈。从1929至1935年间，中国的经济处境相当困难，政治上也相当复杂。中国要与世界融合，其货币金融制度就必须和世界相接轨。1933年，中国实行的银本位制度在世界上已经过气，产生的后果全面爆发，该制度只维持了两年多时间。1935年的法币改革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选择的一种选择，但也确实让中国的货币金融制度完成了一次超前于世界的连接，率先实现了稳定汇率制度，法币得以在抗日战争的上半期能够支撑起中国经济。法币体系在中国20世纪上半期维持了13年时间。另外有短暂的一年多时间处在后法币时代（金圆券、银圆券时代）。再之后，中国进入到1949年人民币作为中国法币的时代，人民币最大的特点，不是以黄金、白银外汇作为价值基础，而是维系解放区以来基于中国的实际产业、物质经济作为基础。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就是和国际金融接轨，包括和世界银行的谈判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谈判，也连接了中国政府自有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倒逼，导致中国金融货币制度必须和国际接轨。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货币制度相当于旱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要变成水田，从旱田到水田是需要灌溉的，灌溉的过程就是货币化。这个过程用了近40至50年时间，中国在新的层次上重新构建了国家现代国家信用货币制度。
对谈嘉宾、金融史学者 周子衡
发表研究观点
金银本位的分流与汇率并轨
周子衡先生基于中国货币史的角度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法币改革本质上是从贵金属货币激进的，或者是一步式跨入到管理通货当中，管理通货也可以理解为信用货币，但不完全是这样。我们注意到，法币改革令实际上所确立的是一个管理通货的币制改革，其另外一个关键词是财政主导，管理通货的本质是切断了跟贵金属的关系。中国的货币体系改革是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上世纪前半叶。走到30年代的时候，它就转入到管理通货，告别了白银本位制。货币基础无独有偶，在中国做“废两改元”的同一天，美国白宫的罗斯福总统发布《6102号行政令》，在货币和黄金上做了一个切割。1935年，美国为应对大萧条实行的购银法案，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冲击。中国的货币体系也被迫进行了激进的货币改革、实施管理。在法币改革方向上的财政主导，政府是有主动性的，而在国际环境下，他又是被动的。这次货币改革的失败，其标志就是1948年中国的货币从金圆券、银圆券到整个货币体系的崩溃。但这个失败并没有得到纠正和挽回上。货币的全面失败，银行的全面退出，为这个计划体系的全面确立提供了事实的基础。90年前法币改革的基础动因，中国经济问题的来源，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产物。大体上来看，这场货币失败是从1948年延续到1978年，从经济体制角度来讲，视其为“计划经济体制”；但从货币经济角度来看，应该是货币动荡、货币功能严重受损的漫长30年货币危机。
90年前法币改革的意义在哪里？首先，它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也是整个货币经济最终走向全面的崩溃和失败的时期。而20世纪下半叶最成功的经济实践，则是中国自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这两个事件相对来说，折射出的是一个基本的经济运行、经济历史、经济事实的问题。中国恰恰是有大量的货币替代来不断矫正标准，才可以实现所谓的价格双轨制，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渐进式改革，这是一个传统的视角。另一个视角就是中美货币关系在法币改革之后，就发生了实质性改变。1948年到1978年，中国的货币跟美国的货币处在一个长达30年完全脱钩的状态。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美的货币关系才慢慢重新确立，又走到一起，中国也再次是以美元为基础，建立起货币体系，开始发展经济，货币经济也充分建立起来。但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货币关系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在此背景下，我们回顾90年前的法币改革，有着很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中国的货币史的角度来看，唐宋时期的金银开始了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蒙古时代，确立了一个亚欧体系，这时的货币是白银货币，大多是外部输入的结果。从全球货币史来看，从1571年所谓大帆船贸易兴起，全球白银就搅动起来，之后中国采取的是自由人的制度，以银块、银两作为称量货币，当时是高度自由，没有官银流通的白银贸易。相较于银本位，欧洲列强更倾向于金本位，其中因素很复杂，这样就促成了国际上的大分流，黄金往西方走，白银往东方走。现代货币制度和现代银行货币体系的建立，跟财政金融是关系密切的，要求中央政府来全面控制财政金融，这样才有可能实行现代货币体系。当时中国是高度自由的货币流通体系，多种多样的货币都在市场上流通，包括外币、本币、金属币、银行券等等，钱庄、票号也都在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地方割据的政治现实，使得政府的财权币权不集中，由此推进了中央政府要通过货币改革来集中财权的动力。
随着国际经济充分的发展，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跃进，使得中外货币关系逐渐走出暗淡的时代，今天也会面临很多挑战，对外是汇率问题，对内是利率问题。从过去改革开放40余年走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在汇率和利率上实现了稳定，这是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里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
对谈嘉宾合影
（从左往右依次为：朱嘉明、周子衡、王巍）
朱嘉明主席（左）与王巍理事长（右）合影
【文章入选作者代表发言】
三人对谈过后，此前通过撰文投稿入选的7位作者代表受邀参会，均以视频方式简述研究观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史博士生 张挽虹
1930年代白银风潮是中国政商界对中央银行制度认知的关键起点。没有真正的中央银行，金融稳定就缺乏根基。法币制度与中央银行制度紧密相连，中央银行在法币制度运行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通过央行调控货币供应来稳定经济。推行纸币制度，必须强化中央银行的职能，明确三重定位，即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构建统一发行、集中准备金、统一票据交换的框架，为后续金融统一奠定基础。
北京紫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证券刑事业务部主任 周致力
1935年“法币改革”是一场由外部冲击所引爆、由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其核心是推动中国的货币制度从分散的基于贵金属体系，向集中的基于国家信用的现代法币体系演进，它成功地打破了传统银本位制度的路径依赖，并试图以法币制度取代旧的非正式约束成为近代国家构建中的关键一环。这场历史改革所留下的遗产和警示，在于制度设计的初始选择和系统的耦合性，可能才是决定金融改革成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博士 吴迪
1935年的法币改革，是近代中国在列强经济侵略与全球经营体系巨变的双重背景下，以国家信用最高原则重建金融主权的里程碑。货币的价值不能脱离工业生产能力与财政汲取能力而独立存在。信用货币的流通和价值稳定，取决于其所代表的真实商品与未来税收。“信用”二字重若千钧，只有在强大且持续增长的生产力基础和有效的财政金融治理之上，信用货币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并发挥积极作用。
原上海造币厂造币博物馆馆长
高级经济师 张跃群
中国近代金融事业，尤其是“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这两项重要的金融改革事件，给中国的金融事业和现代货币制度带来很大的影响。“废两改元”初步形成了一个以银本位为主要内容的币制变化。法币在现代货币制度中，为当时中国抵抗日寇，解决战争所需和军工生产所需，起到了稳定币值和经济发展的效果。尤其在后方军工生产、民用生产上，确立了抗战军民对于战争胜利的信心。
江苏省钱币学会个人会员
张翼
“法币改革”不是孤立的币制变更，而是全球货币主导权之争的体现。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通常是当时国际经济和货币秩序的主导者。中国货币制度的特殊性也影响了国际救助的方式。国际货币影响力是国家金融实力与战略意愿的结合，缺一不可。“法币改革”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例外成功，并不能替代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制度化作用。只有救助者具备独立决策、充足资源和快速响应能力，并取得危机国的充分配合，才能真正发挥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作用。
浙江律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邓鼎红
货币的稳定是国家经济的基石，然而在历史上，货币的体系的崩盘并不罕见。“法币改革”初期确实效果不错，但缺乏对货币发行的刚性约束，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没有技术的硬约束和透明度的货币体系，在财政压力面前极其脆弱。而今天，从法币到CBDC变的不是形态，更是治理哲学，从依赖人治的模糊承诺发展向依靠代码法制的清晰执行，从暗箱操作走向透明监督，技术进步提供了一次重写货币代码的机会。
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信息科技部团队经理
民间金融史研究者 张意
“法币改革”是中国近代金融集权的一次重要尝试，逐步终结了长期存在的货币割据与流通混乱的局面。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实行白银国有，推行纸币，旨在统一币制，应对危机并强化中央集权。但在华北，改革遭遇了日本军国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双重阻力，华北的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在货币发行权上展开博弈，其复杂性在于：货币统一需要以中央权威为保障，政策制定需要关注地方的现实与民生需求，外部势力是货币政策推行的重大变量。
金融博物馆《金融史》编委会对参与本次论坛征文投稿的所有作者表示诚挚感谢，同时，再次感谢以上参会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分享！
《金融史》第5期正式上线！
